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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什么是數字基礎設施(數字基建)?數字基礎設施具有怎樣的特征?數字基礎設施如何激發和創造經濟增長的潛能,促進增長和創新?數字基建需要什么樣的治理體系? 廣州小程序
作為數字經濟的踐行者,帶著對“新基建”,特別是“數字基建”諸多問題的思考,3月28日下午,阿里巴巴集團與中國工業互聯網研究院聯合舉辦在線研討會“數字基建:新特征?新動能?新治理”。來自國家信息中心、工業互聯網研究院、中國社科院、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中國電信、阿里集團等多家研究機構和企業的50余位專家出席了研討會,從技術、經濟、治理多個角度共同探討“數字基建”相關議題。
1、新基建的核心是數字基礎設施
日前,阿里巴巴集團董事會主席兼首席執行官張勇在《人民日報》發表署名文章《新型基礎設施建設拓展創新發展空間》,提出“作為‘新基建’的重要組成部分,數字基建將為提升中小企業競爭力、消費驅動經濟增長、創造更多就業機會等方面提供堅實支撐” 。
阿里巴巴集團副總裁劉松認為,新基建以數字基建為主,包括數字技術基礎設施、數字平臺基礎設施、物理基礎設施智能化。數字基礎設施包括云計算、物聯網、人工智能、5G、區塊鏈等,云計算是底座,與其他技術聚合發展,產生聚變效應和輻射效應;數字平臺基礎設施包括購物、出行、娛樂、家政、政務等各類數字平臺;物理基礎設施智能化核心是傳統“鐵公基”設施的智能化升級,數字基建的中長期價值在于打造數據為關鍵要素的新價值網絡和新服務體系,帶動經濟的高質量發展和社會的高效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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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工業互聯網研究院院長徐曉蘭談到,新基建主要包括5G網絡、人工智能、工業互聯網、物聯網、數據中心等領域,可以把它們定義為數字基建。與傳統的“鐵公基”相比,數字基建內容更加豐富,涵蓋范圍更廣,特別是它可以體現數字經濟的特征。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創新發展研究部副部長田杰棠認為,狹義地講,新基建主要就是指數字基礎設施,當然也包含了傳統基礎設施數字化的內容。他闡述了人工智能、工業互聯網跟傳統基建的區別,“這兩者包含的不僅僅是硬件,也包括很多軟件設施,包括開源平臺。這跟我們過去理解的基礎設施不完全一樣,它們是真的‘新基建’”。
2、數字基建的投資收益在當前,更在未來
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總經濟師陳文玲認為,在這場疫情面前,對于中國來說既是挑戰,也是一次大的機遇。我們可以在硬基礎設施完備的基礎上,轉向軟基礎設施建設即數字化基礎設施。這方面如果我們能夠走在前面,不僅可以支撐未來中國經濟幾十年乃至上百年的跨越式發展和可持續發展,而且可以創造經濟發展的新動能和新變革。衡量這種投資收益,應該是長周期的,不只看現在,更要看未來。在談到“新基建”的基礎性時,陳文玲表示,將成為支撐中國高技術產業、現代高標準市場體系、加快制造業轉型升級、構建現代國家治理體系等方面的基礎設施和基礎條件。“數字化基礎建設帶來的發展機遇,并不在于基建本身,而是源自數字化、網絡化和智能化升級與經濟社會結構調整需求的疊加,是時與勢的結合”。徐曉蘭也闡述了類似的觀點,認為促進經濟增長與創新在于“數字基建拉動新投資,催生新消費并構建新業態,最終形成競爭新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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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基建促進數字經濟發展,數字經濟大規模提升了社會總福利,尤其是消費者剩余,它并不體現在或者說并不一定體現在GDP上。新基建不是凱恩斯的基建”,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創新發展研究部副部長田杰棠強調了度量新基建經濟貢獻的特別之處。他同時指出,新基建的核心對數字經濟來講,就是增強數據的存儲、傳輸和計算的能力,包括在不同的領域之間的切換,不同領域的融合,既是“補短板”又具有“前瞻性”。疫情期間數據經濟積極作用已經成為大家共識,下一步政策方面應該注重包容性的前置。
中國社科院信息化研究中心主任姜奇平從固定投資的角度闡述了自己對于新基建的觀點:“從經濟轉型來看,新基建固定資產投資的重點與2008年比,有一個重大變化,即從原來的‘公共基礎設施’,變為‘公共基礎設施+商業基礎設施’”。商業基礎設施在固定投資方面,主要有兩點不同,具有宏觀經濟意義。一是對貨幣政策的替代。人工智能和工業互聯網這些準公共平臺設施的投入,由平臺企業一次投資,成千上萬地使用,將帶來固定資產投資巨大的節省。二是對公共品的替代,過去凱恩斯式的投資通過稅收來回報,但對于人工智能或者工業互聯網這樣的基礎設施來說,可以通過新業態的租金來補償投入。對應到政策方面,他建議“應該開放公共資源,以開放的模式實現以租代買轉型”,而不是走固定資產投資的老路。
3、數字基建需要怎樣的治理體系
從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看數字社會治理,國家信息化專家咨詢委員會委員汪玉凱建議“補數字社會治理的短板,要從強化基礎設施發力”。在新的數字化浪潮下,數字基礎設施建設將成為關鍵,數字化水平將成為衡量社會進步的新標準。數字基礎設施主要看:互聯網滲透率、網速、移動消費能力、流量消費能力等綜合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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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政策科學研究會經濟政策委員會徐洪才副主任談到“新基建促進新治理”話題,他認為,從技術層面上看,新基建的發展帶動了整個政府服務方式的變化,企業經營管理方式的變化,以及個人生活生產工作方式的變化,最終提升了整體的資源配置效率。從制度層面,如何建立一種與新基建與數字經濟相適應的新型社會治理體系,要分宏觀、中觀、微觀三層。他認為“總體來看,數字經濟或者數字基建作為新基建的一個核心,更多體現是在科技創新和軟件的投資等網絡的建設方面” 。
統籌兼顧、因地制宜是數字基建發展的實施路徑、面向未來的長期策略方面,阿里巴巴集團副總裁劉松強調,未來十年是新型數字基礎設施的關鍵安裝期,新基建需要兼顧2030的未來觀和2020的現實觀,各地不能一哄而上,要因地制宜,做好頂層設計,不能僅重視建設,更重要的是運營和生態體系,以及創新的軟環境和相應的人才供給。中國工業互聯網研究院院長徐曉蘭則指出,需要通過統籌推進數字基建來構筑數字經濟創新發展的基石。比如在做全國工業互聯網規劃布局的時候,需要著重調研所在區域的支柱型產業,規劃目標是圍繞支柱型產業拉動產業鏈條,形成產業鏈聚集效應,以切實增強區域的經濟韌性。